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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章 严打期间的大案（第1页）

东阳市在整个东海省来说属于中等城市。东海有两个副省级城市，经济发达城市也有两个，不过东阳市哪边也靠不上。经济发展一般，人口流动性也就差一些。这种情况，对于城市发展是不利的。但也有一点好处，就是治安比较好管理。

20世纪末，正是中国刑事司法的特殊时期。因为经济转型，中国正经历着产业结构调整。大批的工人下岗，年轻人就业困难，催生了不少社会问题。越是经济发达地区，这种问题就越严重。新中国成立以后被打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，在有些地区开始重新出现。许多地区犯罪率不断上升，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正常秩序，给当地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。

为此，国家曾经组织多次严打行动。严打期间，讲究的是从严从快。根据政策文件，对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，直至判处死刑。刑事程序上，对于严重犯罪，也要尽量简化，办案期限可以相应缩短。严打，的确让当时嚣张的犯罪气焰得到有效遏制。

可是，在程序简化，法律适用条件放宽的情况下，办案质量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。于是严打行动一度被叫停。然而就在2001年，中国北方的河西省发生了一起重大刑事案件。一个刑满释放人员靳某，先是因感情问题杀害了同居多年的韦某。又因仇恨社会，决定报复所有仇人。靳某使用炸药引爆五座居民楼。其中包括其前妻、父母等人以及自己居住的居民楼。由于楼体被炸倒塌严重，共造成108人死亡，受伤36人。这一案件，导致重大人员伤亡，更在社会上造成严重不良影响。这也导致了全国第三次严打正式开始。

在全国严打的形势之下，本来东阳市的情况并不复杂。相对于省会奉阳市，口岸城市大口市，以及邻近安平市来说，东阳市并没有成型的黑社会性质组织，外来人员不多，打击对象有限，形势比较平稳。

不过平稳的局势，还是被这起杀人碎尸体恶性案件打破了。在全国严打形势之下，居然还会发生这种恶性案件，有关方面直接定性为了国家、社会和法制的挑战。此案不破，东阳市将无法向上级交代，无法向东阳市人民交代。在市委市政府的联席会议上，东阳市政府被要求限期一个月破案。

限期破案，是公安机关的普遍做法。案件不破，也就意味着相关工作开展不到位。按照规定，一把手要承担领导责任，主管领导及办案负责人则是要免职让位。免职让位只是一方面，当地的相关工作成绩也会因为一件悬案而全部清零。大案必破在某种意义来说，是当地政法工作的一票否决机制。

郑家老五涉及的案件，在东阳当地形成了较大影响。甚至有关传闻已经传到了外地。有的省领导还专门打电话过问过此事。东阳市对于这个案件的重视程度远远超出其他案件。对于这一切，郑家并不知道。

郑家想要找律师办理老五的案件，律师却是都知道这个案件的复杂性，纷纷回避。律师，在现代人的眼中，是对抗政法机关的职业。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。全国每年改判的案件有多少，可能千分之一都不到吧。一位律师要是以对抗办案机关为承办的目标，那么可以说每年几乎办不成几个案件。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决定了，办案质量还是有一定保障的。因此，多数情况下，律师办案并不突出与办案机关的对抗，更多是双方进行合作。

一个律师与当地政治机关关系太紧张，其实是不利于职业活动的开展的。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，对于这样敏感的案件，东阳市所有的律师几乎都选择了回避。这也是出于自我保护而考虑的。

去找律师的事情由郑福出面。郑福的这个战友为田爱国。爱国这个名字，在当时还是普遍的。对于田家，郑平也是有印象的。要知道，郑福与田爱国并不只是单纯的战友关系，两个人还是在同一个部队的老乡。战友情本就是非常亲密的，而战友当中，老乡又属于战友内部又一层亲密关系。

郑福去找老战友，郑平则去找四大爷的儿子郑涛。郑涛算起来也是郑平的叔伯辈，让郑平出面，主要是考虑两个人都在政府工作，方便交流。杜刚在二姑的坚持下，也跟着一起到东阳。他今天要去看守所给五叔存些钱。看守所里面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。家里为五叔存存钱，送送衣服，也是为了保证人在里面过得舒服一些。

一般情况下，看守所都远离市区。东阳市看守所也不例外，杜刚一早就坐上了去看守所的汽车，估计来回就需要五六个小时，这比回郑家村的路程也差不了多少了。